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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发布时间:2019-10-22 11:4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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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与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央红军这5万余人的损失,基本上是湘江之战造成的。

  这次恶战红军损失惨重,它再次证明左倾错误给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也就是在这次惨痛损失中,广大指战员在反复比较中逐渐认识到了军事战略战术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

  长征是红军的一次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巧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飞夺卢定桥。在饥饿、受伤、中弹。

  甚至是死亡的种种困难折磨下,红军战士决不低头,决不屈服,因为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过的高山峻岭,主要有五岭山地的越城岭,云贵高原的苗岭,等等。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

  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

  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

  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

  10月初,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长征。

  [摘 要]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

  72年前那个万物萧索的深秋——1934年10月10日晚,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万余人,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分别从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闻名世界的长征。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前提下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无视、朱德在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的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并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结果使红军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由此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5日,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通过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遵守1934年7月与朱德达成的秘密协议,加之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第三军团配合掩护,中央红军于11月8日顺利通过了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郴州良田与宜章之间发起进攻,掩护中央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意图,急调中央军及湘桂军40万兵力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与湘军刘建绪部队展开激战。12月1日凌晨3时30分,朱德以中央局、军委、总政名义下达命令,指出“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当天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以外,全部渡过湘江。至此,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中央红军之所以在湘江受挫,是由于中央“左”倾错误领导人在长初期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湘江失利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缩编命令,充实作战部队,检查所带物资,不必要的一律抛弃毁灭,改变了长征以来“大搬家”的错误做法。12月4—6日,经过精简缩编的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按照原定战略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方向是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敌人已觉察到红军意图,在前方集结20万军队设置了4道防线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举行会议,主张放弃北上改向贵州方向前进,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支持。12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采纳的意见,通过决定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瓮安猴场举行会议,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随后,红军经贵州腹地直向黔北挺进,把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于15—17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极力为自己错误的军事领导作了辩护。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承认失败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认真作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之后,作长篇发言,指出“左”倾错误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同时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议作出决定:当选为中央常委;由“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决定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在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根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军于1月19日撤出遵义城,准备在川黔边界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伤亡惨重。果断召集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命令部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赤水是长江上游的支流,蜿蜒400多公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红军于1月28日搭起浮桥,29日渡过赤水后砍断缆绳,烧毁浮桥,暂时摆脱围追之敌。

  赤水河西是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川军潘文华部在长江南岸设防,避实就虚,把红军带到云南威信县扎西镇进行整编,然后经叙永、古蔺,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击溃和歼灭军两个师又8个团,再占遵义。蒋介石部署军队,向遵义一带包围。指挥部队向西开拔,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派1个团张扬声势北进古蔺,佯装主力作出北渡长江架势。蒋介石急忙向川南集结兵力,红军却于3月21日晚至4日晨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命令红九军团大张旗鼓独立作战,而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军团却在3月31日晚突破乌江天险,前锋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滇军孙渡纵队救驾。指挥部队绕过贵阳向云南进军。蒋介石发现上当,再令部队向云南集结救援昆明,达到吸引敌人目的后,又指挥红军分三路抢占龙街、洪门和皎平渡口,仍派红九军团作出佯攻昆明架势。5月上旬,红军靠7条小船,经过6天6夜抢渡,过了金沙江。从此,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胜利。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是在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就是这种忽东忽西、迂回曲折的战术,把敌人搞得不知虚实,晕头转向,而红军却终于跳出包围圈,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渡过金沙江,红军抓紧时间休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场村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行动任务,是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议一个重要内容是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起因是给中革军委的一封信,指责带部队四渡赤水是走“弓背路”,提出要走“弓弦路”,否则会把部队拖垮。并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不客气地批评:“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彭德怀也批评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周恩来、朱德则在发言中对在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给予高度评价,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红军要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师,必须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当时彝族被汉族蔑称为“倮倮国”,由于民族积怨,彝族不允许汉族军队通过。派红军川籍领导人深入彝民区,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为红军经过彝民区打开了通道,一批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在指挥下奇袭安顺场,歼守敌两个连。第二天,红军十七勇士凭借两只小船强渡大渡河,占领了对岸渡口。蒋介石扬言要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调集10万余兵力向这一地区集结。、周恩来、朱德5月26日到达安顺场,在听取、汇报后,果断决定,由、率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大渡河东岸,率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大渡河西岸,同时夹河逆流北上,要求两天半时间,行军170公里,赶到泸定桥。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师四团边走边打,昼夜兼程,日行军120余公里,于29日晨占领泸定县城。泸定桥是一座横跨在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和木板铺成的浮桥,红军到达时,木板已被破坏,只有13根铁索连接两岸。红军22名突击队员踩着铁索,冒着弹雨,向东岸冲锋。后面战士边铺木板,边向敌人火力射击掩护突击队员。当勇士们快到东岸时,敌人把尚未撤去的木板点燃,突击队员们无所畏惧,闯过火海与守敌厮杀,终于夺取东岸阵地。当晚11时,东岸部队赶到,打败了敌人增援泸定桥的两个旅。至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

  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是跨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民间传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所以又名“神仙山”。6月12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头部队与风雪搏斗4、5个小时,待翻过山去,意外地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相遇。消息传来,群情振奋,爬雪山似乎成为一种乐趣。6月14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随部队一起爬过了夹金山。

  当天晚上,、朱德、周恩来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见到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师政委。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头等大事是决定两军行动大计。6月26—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举行。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朱德、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而张国焘却主张打成都,而后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经过3天讨论,会议通过北进战略方针,政治局做出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申明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为实现《松潘战役计划》,中央红军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两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芦花。在这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朗。7月18日,已经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张国焘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取代周恩来谋得总政委一职。正是由于张国焘错误干扰,延误了战机,《松潘战役计划》变成一纸废文。

  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应张国焘要求,在毛儿盖附近沙窝举行会议。张国焘提议提拔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直言批评:“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会议最后以大局为重作了让步,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增补其他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指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沙窝会议后,红军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阿坝通过草地到巴西:右路军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经班佑过草地到巴西。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开会,主张红军应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把右路军作为北进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已调集30万大军,布置了3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却乘敌不备,选择川西草原作为北上的通道。8月17日,命令红四团为先头团,依靠一个60多岁的藏族通司做向导,找出一条通过草原的路线。川西草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烈日、狂风、暴雨交替出现,地面更是处处危险,一旦陷入沼泽,几分钟就会淹没其中。右路军经过7天6夜艰难跋涉,终于穿过草原到达巴西。8月29—30日,先头部队攻打包座取得胜利,为红军北上甘南准备了条件。

  9月1日,、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与右路军靠拢,抓住有利时机,北出甘南。9月3日,张国焘回电称因葛曲河水上涨,已命令红五军从墨洼返回阿坝,并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这样几经周折,北上南下成为争论焦点。至9月9日,陈昌浩再一次接张国焘电报后改变态度,决定带部队南下,不愿看到四方面军分开,同意了陈昌浩的意见。立即向报告了这一情况。连夜找、陈昌浩探听虚实,然后召集张闻天、博古在周恩来处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北上,脱离险区。并再一次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同时发布写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缺少,粮食缺乏,红军无法通过敌人布置在那里的堡垒线。因此,应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陈昌浩派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上。请李特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是正确的,如果一时想不通,可随时电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与四方面军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同意,表示要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为政治委员,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并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负责处理一切重大行动。

  陕甘支队向甘南进军,须经天险腊子口。腊子口地势险峻,敌人遍设碉堡工事,防守极为严密。说:“腊子口这一仗非常重要,而且非要打胜。不然,我们往南不好回,北又出不去。政治上、军事上会处在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是关系到我们革命命运的重要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来。”、冒雨视察地形,命令红四团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突击两种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至9月17日歼灭守敌两个营,夺取腊子口,并乘胜追击,在草滩歼灭敌人,缴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过腊子口,红军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雪山大剌山,心情格外兴奋,吟成《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9月20日,带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部队在这里改编为三个纵队,共8000多人。在这里发现一张载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消息的报纸,立即派通讯员送给。看后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22日,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宣布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沿阵地”!

  9月26日,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占领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在这里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月初,陕甘支队突破敌人在西兰公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接着,第一支队在青石嘴歼灭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骑兵连。红军用缴获的100多匹战马组建了自己第一支骑兵部队。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保安县吴起镇,进入陕北根据地境内。

  这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一的马鸿逵和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以及东北军白凤翔第六师的骑兵紧追在后,决定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10月21日清晨战斗打响,仅两个小时,敌1个骑兵团被歼灭,两个骑兵团被击溃。此战由彭德怀指挥,作六言诗赠彭德怀:“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将末句改为“唯我英雄红军”回赠。

  此时,陕甘支队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领导的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红一方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全军发表讲线天,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得名。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红六军团组建而成。这支部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任务是牵制湖南、湖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话说就是:把这批敌军(指湖南、湖北敌人)背起来,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牵制任务完成后,红二、六军团面对敌人重兵“围剿”,决定放弃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黔滇地带与敌人兜圈子。1936年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张国焘、朱德电报,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部队从滇黔边盘县、亦资孔地区出发,佯攻昆明,甩掉追兵,4月25—28日在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

  5月1日,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300多米的哈巴雪山,到达藏族居住的中甸县城。贺龙命令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亲笔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明红军政策和纪律。松本活佛派管事向贺龙献哈达,并迎接贺龙进寺,破例为他举行宗教盛典跳神仪式。活佛命令商人、富户开仓向红军出售粮食,帮助红军仅两天时间筹集到10万斤粮食。靠向导和一位会讲藏语的汉人翻译带路,二军团翻越三座雪山,六军团翻越两座雪山,7月1日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师会师。

  原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党中央”、“中央政府”和“”,自封主席,并以“中央”名义宣布“、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应免职查办”。12月15日又致电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称谓,“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并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不久,残酷的事实证明南下是错误的,到1936年2—3月,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28个团4万人。在朱德、、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于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并于此前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萧克任总指挥、副总指挥,任弼时、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弼时为正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八、朱德、任弼时等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过草地北上,8月初相继在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一带集结。在8月5日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继续北进。这一战役计划实现后,朱德建议部队迅速跨过西兰公路,与中央派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西征军会师。张国焘却节外生枝,向中央提出两个行动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中央很快回电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两个方案。张国焘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以辞职相要挟。朱德坚持原则,张国焘被迫让步,西北局因此于9月18日晚通过《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以“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

  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三岔前敌指挥部致电朱德,要求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足点。朱德一夜未眠,冲破张国焘事先设置的障碍,分别向张国焘、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发出3份电报, 然后与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策马60公里,赶赴漳县参加西北局会议。

  西北局会议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一面表示“要强使我赞同(西进方案)是不可能的”,同时为顾全大局,表示“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减少损失。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9月27日,中央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张国焘这时因西进先头部队受挫返回,不得不同意在洮州举行会议,提出从南边绕道打到新疆的意见。朱德等人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当晚8时,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联名致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进”,“先头约6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在会宁城胜利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的消息,心情分外激动,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军的速度。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后,由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指挥,于11月21—23日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尾追而来的胡宗南部一个旅另两个团。这场战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与军队的最后一次战役,她同时也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11月23日,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在山城堡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发表讲话指出: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于1935年11月刚到陕北不久,就在象鼻子湾全军干部会议上对红军长征的意义的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正是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回顾长征这一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慨,对长征胜利的意义自然会认识更加深刻。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想对此作过多的论述,谨在此摘录引用总书记今年7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结束本文:

  长征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在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干部和人民。

  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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