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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网详解“长征中红军如何解决衣食住行医”

发布时间:2019-06-29 04:3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长征期间,1、3、5、8、9军团的各级卫生组织都很健全。军团设卫生部及军团医院,各军团医院下辖2至3个所,负责收治携带各军团能随军行动的干部和战士伤病员。师有卫生部,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根据情况组建临时救护所,这些卫生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部队的战场抢救、医疗救护与防疫工作。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军团所辖医院即缩编为师医院。1934年底,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黎平后进行整编,又缩编了军团医院,总卫生部的局处缩编为科,所属医院也大为缩小,卫生教导队解散,多数卫生干部离开

  吃饭穿衣,人之必须。指出:“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红军在万里征途中,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后方供应中断,军服更是没有保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战争环境中,没有军服就没有最基本的防护,就无法抗拒严寒。那么红军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是如何解决穿衣问题的呢?

  八一南昌起义后,领导的各支起义部队仍然穿着原来的国民革命军服装,而参加起义的工农武装则是穿着个人自己原来的服装。在起义后转移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各部队都不同规模地建立了小型被服厂来加工服装,供应部队。但军服式样、颜色和面料都不统一。1929年3月,红四军解放了闽西重镇长汀。在长汀,红军成立了临时被服厂,经、朱德、陈毅亲自审定,红军第一次有了正规的军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赵品三根据红军驻扎在南部山区的特点,参考国民革命军和苏联军服样式,重新设计了新式军服,各根据地也纷纷效仿这一样式,于是红军的军服逐渐得到统一。

  在这一时期,由于各部队编制不统一,后勤组织机构也不健全。一些成建制起义的部队,大多沿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被装物资的供应保障由经理部(处)或军需处负责;以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为主的起义武装甚至都没有后勤机构,为保障部队作战和生活的需要,才先后建立经理处、军需处或辎重队等。这是红军被装保障组织机构的最初形式。

  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被装保障组织机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下设有军需处,负责军服的计划、征收、采购、生产供应、经费的筹措和管理,以及各项供应标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等任务,团以上部队都建立了相应的军需机构从事被装保障工作。

  长征开始后,被装工作始终是红军领导人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所有后勤部门和当时的中央机关合编为一个纵队中央纵队,又名“红章”纵队,共有一万多人,并设立总供给部和各级没收征发委员会,全面负责红军后勤保障工作,包括军服的筹措供应。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计划与指导没收征发工作。尽管所有后勤部门混编入一个纵队,显得建置不是十分明显,但从后勤部门紧随中央左右的编队方式足可看出,中央从始至终非常重视长征中的后勤保障工作。随着后期红军被装物资日渐匮乏,后勤工作更是事关红军生死存亡,以至出现全军抓后勤保障的情况,这也是特殊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与军队相比,红军从建军起就缺乏物质和经济基础,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更是不得不匆匆放弃根据地,走上长征的道路,因此对被装物资的准备十分不足。以红二、六军团为例,长征前仅要求每人带1套衣服和3~5双草鞋。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是红军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较强的指挥作战能力和深厚的群众工作基础,是确保红军被装物资供应保障始终不断线的有力法宝。

  《游击队之歌》中写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事实上,不仅仅是枪炮,战斗缴获与没收征发是红军维持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例如,1935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在西兰公路上截获敌人满载被服、鞋袜等军需物资的辎重汽车10余辆。10月,在固原县的青石咀截获西北军的辎重马车10余辆和军马100余匹。长征途中的缴获,都及时补充了部队,解决了部分急需。其他主力红军在长征中,也通过战斗缴获,获取一定数量的粮食、服装、马匹和牛羊等物资,补充部队。同时,红军战斗缴获物资并不是完全由部队带走,很大一部分物资也会就地分给贫苦百姓。

  从长征途中的被装物资保障来看,战斗缴获提供的保障量毕竟还是少数,而且并不规律,特别是被装物资有别于粮食、弹药,军队往往不会大量携带或库存,因此另一种取之于敌的方法就是依靠没收征发。

  1934年10月22日,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规定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和资料等集中到团供给处,送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给当地群众)。”1935年2月20日,红军总部取消了以前的各级没收委员会,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立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同时规定要严格执行没收征发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

  根据肖锋《长征日记》记载,从1934年10月中旬到1935年5月底打土豪没收财产的情况共有21例。如:“1934年11月20日,没收15家地主财物,筹款3万多元,筹衣、被1200件,筹粮很多。”红二、六军团在湘、黔、滇地区,“常能很快地经过群众调查出当地的豪绅地主,并经过没委会没收土豪家里的财产”。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后,“部队控制了嘉陵江与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这一带接近四川盆地中心,物产丰富,部队边走边打,随口就粮,基本沿用缴获、打土豪的办法,部队的供应状况还是好的。”

  长征途中,为了保存红军主力,尽量减少战斗,红军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放弃物产丰富、环境较好的平原丘陵地带,转向荒无人烟、风雪交加的高原山地迂回前进。虽然躲避了敌人的围堵,但是被装物资的供应保障也全部落在了官兵们自己的肩上。

  为了缓解红军被装物资供给的紧张状况,红军在长征途中还临时创办了被服厂,例如在大庸,红军设立了有120余人参加的缝纫工人连,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赶制了一大批军服。在塔卧龙寨办起了服装厂,工人们大多用手工劳动,为部队生产了大批服装。在大定县,为了帮助红军赶制被装,100多名工人携带十几台缝纫机日夜苦干,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制出1000多套军装、100条棉被和一大批子弹袋。我军后来转移时,一些缝纫工自愿携带机器随军行动,边转移行军,边为我军赶制服装。

  长征途中被装保障最困难的时期,是爬雪山、过草地时。红军战士从南方来,只有一套单军衣,突然从炎热的夏天进入寒冷的雪山地区,又难以马上补充衣服,冻伤、冻死不少人。这一时期,红军为了筹措被装物资,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将身边能收集到的牛羊皮、树皮和草茎等物资变成了斗笠、蓑衣、背心和草鞋。据回忆:“时已隆冬,冰雪霏霏,使高原气候更加酷寒。由于我们衣单身寒,当地又不产棉花,同志们只好上山割棕做成蓑衣穿在身上御寒,或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剪剪缝缝当背心穿。饥饿、严寒和疾病,又夺走了不少革命同志宝贵的生命。”

  漫漫征途,单凭红军自身的力量绝不可能完成长征任务,在行军途中向沿路的居民购买借贷军需物资是经常之事。每当战事不紧,部队可稍作休整,而途经地又是较大集镇或商业中心,物资较丰富时,供给部门总是尽可能组织力量整批购买部队需要的布匹等重要军需物资。如中央红军途经黔东南时,“将各城市所有布匹购买一空部队都穿上了新军装”。据林伟的长征日记记载,中央红军从出发到遵义前,战士们购买的东西很多,胶底鞋子、办公用品、燃火的麻杆和竹片、香烟等。中央红军在经过湘桂边境的苗族地区时,筹集物资的主要方式就是购买。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这里物资比较丰富,总供给部购买了许多布匹、洋油、药品与通讯器材等。1935年9月,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用银元从商人和群众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商人可走运了,生意兴隆,有什么都卖光,而且利市三倍”。

  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雪山草地,红军缺衣少食、风餐露宿,加之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藏民逃避一空,布匹、牛羊皮等被装物资基本无法筹措。红军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向藏民群众借粮食和牛羊等,但一定要打借条,人不在就把借条放在桌子上讲清楚,愿按借条加倍偿还。

  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红军将士能够取得长征胜利的关键。他们不仅为红军提供住宿、饮食,还尽自己所能帮助红军补充被装物资。红军长征转战黔西南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得到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兴义县大蚌的布依族张明正日夜给红军打草鞋,谷草用完了就把自己的破衣服撕下来打。”有的群众自己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仍然把仅存的几尺布献给红军。亲如鱼水、患难与共,正是有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援,红军才能在最后取得长征的胜利。

  尽管红军采取各种措施,但军服供应奇缺的难题始终没有得到缓解。红军不得不将一切可穿的东西穿在身上,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衣不蔽体,倒在凛冽的寒风中。但寒冷、伤病并不能阻挡红军坚定的革命步伐,褴褛的军服承载着坚定的革命意志,汇成一股红色铁流,滚滚向前。

  军服的功能不仅是遮寒蔽体,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展示军威。红军初期,有了军服,但各地红军的军服没有统一样式,如原北伐军部队人员,穿着比较正规,是去掉青天白日帽徽的北伐军灰军服和大沿帽,来自起义中工人农民武装的人员,衣着就更五花八门,有穿工人装、农民服的,甚至有的穿着打土豪时没收来的花花绿绿的绸缎衣裳。这样的部队集合起来,纷繁杂乱,既不便于统一指挥,也不利于凝聚军心士气。

  1929年,红军在长汀成立临时被服厂,缝制了4000套军衣,军服整体呈蓝灰色,在式样上基本参考了同期国民革命军军服,上衣为翻领的中山装,领口加缀红布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由于当时的生产条件比较简陋,大檐帽不便于生产,也不便于行军和作战时佩戴,就选用了八角帽,缀红布五星帽徽。此后,由于敌人的封锁、关山阻隔及各根据地条件不同,所制作军服的布料、颜色也不尽相同。比较典型的如红七师为灰色军服,红八师为青色军服,红九师为蓝色军服,而红四方面军则为青黑色军服。各部队受条件限制,无法保证完全的统一,但是唯一始终统一的,就是头顶上的红色五角星。

  在长征途中,战斗频繁,部队难以修整,战斗过后、行军途中,衣服难免出现破损,长征后期甚至没有了制式军服,红军将士穿着能够收集到的一切服装,但是始终不忘头顶上的一颗红星。战友牺牲了,红军将士会将缀有红星的军帽摆放在他的墓前,这颗红星,不仅仅代表着红军的身份,代表着对沿途群众秋毫无犯的承诺,也代表着红军将士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奋斗方向。军服上的这颗红星,凝聚着红军将士的军魂。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红军正式有了被装供应标准。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年供给单军服1套、棉军服1套、军帽1顶、绑腿1副、鞋子2双。让红军将士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然而红军根据地地处南方,气候较暖,军服以单衣为主,加之生活条件困难,棉服的数量储备较少。

  红军长征纵横穿越14个省,走的大多是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甚至是难以生存的雪山草地,红军将士不得不穿着单衣闯入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央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12月进入湘粤交界时,尤其是翻越老山界时,人们首次感受到了“瞬间有四季,几步不同天”的气候,寒冷已成为了红军最大的敌人之一。1935年,红军抵达遵义后,军衣已经磨损殆尽,在休整的十几天里,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服,在四渡赤水时才勉强保障了御寒衣物,但是此后的9个月里未能再次更换。此时,红军将士已经无法讲究衣着的问题了,凡是能穿的一律先穿在身上。老红军夏精才回忆,“有一次打土豪时,连长给了我一条地主婆的绸缎裤子,穿起来很别扭,行军打仗都不方便,我一直穿到了陕北。”

  与军衣略有不同的是“军鞋”,说是军鞋,实际上大多是将士们自己亲手打的草鞋。在当时,胶鞋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布鞋又不耐磨,每名将士身上都带着两三双草鞋。长征途中,虽然草鞋的保障较为简单,但是自部队进入无边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后,一路走的尽是泥泞难行的沼泽地。加之草根、草兜的刺扎,战士们在出发地带的草鞋,穿不多久,有的被陷到稀泥里,有的则被草兜扎烂、鞋底分家。有的战士只好赤脚行军,脚底板被扎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眼子,在稀泥里一搅,污水里一泡,一双脚板肿得就像两个大萝卜似的,掉队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草地上草的种类虽不少,但大都是一些干枯的硬草根、草兜,偶尔有点比较嫩的能用得着的草,走在前面的部队早就割完了,剩余的也被人踩到稀泥里找都找不着。要找到能打草鞋用的较为结实柔软一点的草,十分困难。

  被装物资不仅仅是指衣服鞋帽,同时包括了各类装具。红军长征时期,每个战士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干粮袋和一个背包,装具十分简单。

  干粮袋是每名将士离不开的重要装具,由于长途行军,红军又缺少马匹等畜力,没有条件大规模运输军粮,因此只能将干粮分给将士们随身携带。干粮袋没有制式的标准,一般长60多厘米,宽10多厘米,有的进行了防水处理,有的就是普通的棉布,两头都有带子,可以背在背后或挂在胸前。在粮食最为紧缺的时候,干粮袋就是红军的希望,只要干粮袋里看上去还有粮食,将士们就能咬牙往前走。

  与现在的军队相比,红军的背包可能都算不上是背包,他们往往把一块布对角系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简陋的背包。但即使是这样,背包里装的也全是红军的“宝贝”:有打好的草鞋、备用的弹药和急救的药品等。红军全部的家当,就被装在这一个个破旧不堪的背包里,一直到长征结束。1935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皖浙赣交界处的怀玉山失败,红十军团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21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俘,王耀武负责审讯。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着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在如此缺衣少食的艰苦环境下,红军将士们也没有被吓倒,衣服没了就把能穿的东西都披挂在身上,鞋子破了就想办法再打一双,将士们甚至在临终前将衣服脱下来留给后面的同志,自己赤身裸体迎接死亡。生命的禁区并没有阻止红军的步伐,他们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一切困难,创造出了举世公认的人间奇迹。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不继,行军大忌。”吃饭问题是战斗力的基础和兵心的力量源泉,更是指挥员行军打仗首先思考的战略难题。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关系到红军能否翻过雪山、越过草地,胜利到达战略后方,关系到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其承载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更加突出。那么,红军长征中是如何解决吃的难题呢?

  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和作战需要,各级后勤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和充实。红军总部就成立了包括财务、出纳、军需和军事工业局等在内的总供给部。在长征开始时,团以上单位在完善供给机构的基础上,还组建了数量不等的运输队,其中中央红军的运输队中仅民工就有上万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由于敌情紧急,准备工作尤为仓促,部队只补充了少量的给养,以致机动过程中时常出现粮弹不继的情况。加之在长征初期实行的是大搬家式的转移,后勤机关庞大臃肿,造成“尾巴”过大、行动困难,使大批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部队疲劳不堪,湘江一役损失过半。严酷的现实使红军各级领导认识到,只有改变原有供给制,成立精干高效的给养保障机构,才能适应长征需要。

  一是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鉴于红军长征的特殊环境,1934年11月10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颁布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的命令》。规定从团至总政,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同级政治机关指导下工作,各级没委间建立直接的指挥系统,各级没委主任及工作人员中的出纳、会计、保管完全脱离军职,其余由各级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工作人员兼任。条例还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工作程序。1935年2月,随着情况变化,总政明令取消各级没委,而在各级政治机关内设立没收征发科,没收征发工作仍由政治机关领导。遵义会议时,整个长征期间部队筹粮、筹款、征集物资工作的命令、指示都是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总部主要领导人名义发出的,同时,通过军委机关报《红星》给予具体指导。所有这些表明,红军长征的给养工作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绝对政治性。

  二是设立先遣队。遵义会议后,红军为了改变以前筹措物资混乱局面,严肃执行党的政策,中革军委决定改变红军的物资筹措方式通过成立先遣队来筹措给养物资。1935年,中革军委给各军团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收集资财粮食的指示》。指示中强调:为严整部队纪律,争取黔西南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各部队筹措资财与给养,应以团为单位,由各连队派给养人员,在地方工作部领导下,组织先遣队,统一进行筹划、没收与分配给养的工作,严禁各连队在行军中打土豪。在宿营地区仍须发动连队积极调查土豪,但未得到政治处批准前,严禁没收。1935年1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中革军委纵队成立了先遣工作团,这是一个由政治部门和供给部门合组的联勤组织,编有70余人,并配有电台和1个便衣连。各军团、师、团,在行进中也相应组织了先遣工作队。先遣工作团通常是随前卫部队行进,在军委纵队出发前一至两天,以便在部队前面征集粮食和物资。筹集到的粮食,按计划进行分配。先遣工作团(队),对红军的给养保障起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仅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从遵义到草地这一段,就筹款到70余万元以及相当数量的粮食。

  三是设立筹粮委员会。部队进至毛尔盖等少数民族地区时(主要是藏民),粮食补给更加困难,部队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为加强领导,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军委组织了“筹粮委员会”,按红军驻地划分为毛尔盖和黑水两个筹粮区域,并在毛尔盖、芦花城设立粮委,分别由杨至诚、贾拓夫负责领导,团以上各机关、部队设筹粮委员会。当时,藏民田里的麦子开始成熟,总政治部1935年7月18日发出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才允许收割民田中已熟的麦子食用;收割时应首先收割头人土司的麦子;收割普通藏民麦子时,必须将所收数量、原因等,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木牌向红军领回粮钱。通令还规定由各军团与师统一将麦田作大体的划分,然后由各团再向下分,收麦的数量逐级上报并统一分配。各部队起早贪黑割麦筹粮。当时朱德总司令年近半百,不仅同战士一起割麦打麦,而且还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粮回驻地。徐特立、林伯渠当时虽已年逾50,但都参加了收割麦子的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筹粮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从7月15日到8月15日共筹到粮食75万斤,其中毛尔盖地区筹粮30多万斤,除按每人带粮10斤补足外,尚余一部分留给后续部队。黑水地区筹粮也基本上按带粮10天的计划完成。

  红军长征是完全无后方作战,给养保障比有根据地时困难得多。古今中外,一切处于无后方作战环境的军队,无一例外地采取就地筹措的保障方式,红军长征也是如此。所以,仅就保障方式而言,红军长征并没有新的创造。问题的秘诀在于实行什么样政策,怎样进行就地筹措。

  一是统一筹措政策。1934年10月22日及时颁发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规定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随时注意筹款及征集资财的工作。对地主、反动分子,应没收其家产的全部,并拘捕其主要家人。对富农可向其筹款及征集必要的粮食。必要时,亦可拘捕富农。没收地主物资、枪决反动派及向富农筹款,均须张贴布告,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日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训令中指出:注意收集资财,保障红军给养。一切豪绅地主与反革命的财产、用具、米谷,应尽量发给当地群众,金银现款交没收委员会。严厉反对私打土豪和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为适应长征途中作战环境,严密组织与手续,严禁乱筹措、乱征发的现象发生,总政治部于同年11月10日特重新规定下发了《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二是公平买卖政策。红军在滇、黔、川、甘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不搞打土豪和没收征发,物资筹措主要采取购买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所到之处,张贴标语、布告,阐明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公买公卖。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川北藏民居住的懋功等地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政治部先后制发了《关于为解决粮食困难进行政治动员的指示》《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关于在松潘筹借粮食的规定办法》《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等一系列文件。文件强调:解决当前的粮食困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件规定在买粮食时,必须很好地向群众做宣传,使其自愿地卖给红军一部分粮食;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征得本人同意,不得强迫购买;各部队每到一地即找当地革命政府或群众,共同商妥各项粮食的价格,共同发布告示让群众及部队周知;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们的粮食一定要找到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钱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禁止私人购买逃跑群众家中的鸡、猪及其他东西。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的统一组织和当地政府及群众的协助下,购食5.8万余斤,解决了红军的急需。

  三是统一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经过的云、贵、川、甘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历代统治者反动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严重对立,以至许多军队都把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视为危途和死地。红军长征中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规定凡不与红军为敌、少数民族群众不赞成没收的土豪,红军一律不进行打土豪斗争;红军严格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936年4月底,部队进抵中甸地区后,由于在当地拥有最高权利的寺僧人受反动派的欺骗、挑唆,紧闭寺门不与红军往来,对立情绪相当严重,红军筹粮遇到困难。为此,贺龙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黔川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布告》,阐明了红军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与政策,希望沿途群众和寺僧侣各尽其力代买粮草,红军一律按价照付现金,决不强制。在红军民族政策的感召下,他们很快帮助购买了一大批青棵,并赠送了一部分红糖。后来各部队都以司、政、后首长组成代表团,与当地的寺院及藏族头面人物进行谈判,筹集粮食和牛羊。这样,不论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红军都从政策上保证了筹粮、筹款的顺利进行。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数倍于我的强敌的围追堵截面前,在人迹罕至的险恶环境面前,在处处都有的生死考验面前,红军官兵依靠崇高的革命精神、严明的革命纪律,忍饥受冻,经受住了考验。

  一是发扬团结互助与勇于牺牲精神。在没有后方补给基地和完整后勤机构的情况下,红军后勤敢于面对千难万险,全力组织粮秣员、医护人员、炊事员、担架员,甚至动员全军指战员,顺应形势,应机遂行。通过斗地主、打土豪、战场缴获、民间租借、市场购买等形式,千方百计筹集物资。物质极度匮乏时,动员人人筹粮食、挖野菜、摘野果,形成全军动手搞给养的生动局面,创造了后勤史上的奇迹。长征途中,红军给养人员相互支援,相互配合;主力红军会师时,互赠互助,慷慨解囊。过雪山后,在川北懋功中央红军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会师,上下齐动手,筹措粮食、牛肉等慰问中央红军。在懋功与马尔康一线,由原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带领省委和政府同志筹集到一些粮食、盐巴和牛羊、骡马、蔬菜等,使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后立即得到补给。走在前面的部队,尽力为后续部队留下一些粮食;部队找到一点吃的,首先想到伤病员;首长和同志们同甘共苦,同吃一个标准。同时,给养人员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道,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胜,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栖牲。粮秣员为找到部队所需物资粮食,被反动武装袭击或残杀者不计其数。炊事员肩上扛着枪,还挑着炊事担子,部队宿营和休息时,要烧锅开水为战友们暖暖身子,而自己却常常死于饥寒交迫。红3军团一个连9名炊事员,他们从饮食上保证了红军官兵走出雪山、草地,而他们自己却牺牲在过雪山和草地的长征路上。

  二是执行严格自觉的群众纪律。部队在流动作战、独立保障、给养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最容易发生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而不加约束或约束不力导致军纪败坏、军民对立终至全军覆灭的先例,在中外战史上也屡见不鲜。红军一向以铁的纪律著称于世,不仅经受了战场上刀光剑影、出生入死的考验,长征途中更经受了饥寒交迫的考验。这主要得益于干部以身作则、严肃执纪和全军指战员高度政治素质。长征中,尽管损失严重,但是任何一个指挥员从未因此对违犯群众纪律的人和事给予丝毫宽容,以致对极个别经教育不改者处以极刑。红军长征中表现出来的严明的纪律性,当时就传到蒋介石耳中,引起他高度关注,通令其部属引以为鉴。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正在同红军作战的刘湘、潘文华称,朱毛红军“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电报要求他们,“严饬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由此可见,红军的给养保障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方向正确、纪律严明,而这正是我军给养工作的独有优势。

  长征途中,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数省大范围机动,环境复杂多变,既有行动困难的高山峻岭,也有气候恶劣的雪山草地,还有民族关系对立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为此,红军发挥聪明才智,因地制宜,以变应变,想方设法搞好给养保障,展示了极大的灵活性。

  一是就地筹措,保障部队流动作战。红军长征给养保障是在边打边走、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长征初期,部队自出发到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这一阶段,主要是吃自己带的粮食,过湘江后就开始用打土豪的办法筹粮筹款。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红军的经济保障只能采取征借、没收、缴获和采摘等措施。部队行动前,由没委会派出先行组,先于部队出发到达宿营地,根据情况开展工作。除打土豪外,还向富农及城镇大商户募捐。募捐时,有钱要钱,有物要物。1935年,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十余天。根据中革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准备渡赤水迅速北渡长江。为做好长途行军的给养准备,部队进驻遵义的第二天,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即派杨至成随红一军团协助筹款。部队则组织力量在遵义、桐梓和松坎地区筹粮款和物资。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没收了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的盐行,价值几十万元,并截获他们准备春节用的价值5万元的香烟、食盐,除分给贫苦群众一部分和补给部队一部分外,其余食盐和香烟以低价出售,换得了一些货款。在遵义,总部和军团供给部迅速给每人缝制了一条能装10~15天粮食的米袋。同年1月下旬,红军一渡赤水时,在贵州土城打垮敌黔军3个多团,缴获一部分粮食和财物,除就地分给贫苦群众一部分外,其余分给各部队。5月29日,红军夺取了泸定桥,在杨春镇获得5000多袋大米,正在给部队分发时,同志来了,他见弄到这么多粮食,兴奋地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为什么在这儿失败,我们为什么会胜利?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他没有群众,我们有群众;二是他没有粮,我们有粮;三是他们过不了河,我们却过了河。缴获的粮食,有计划地分发给部队,解决了部队的急需。”

  二是携干粮、吃辣椒,保障部队翻越雪山。1935年6月初,红军来到宝兴地区,前面就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根据雪山山高、寒冷、空气稀薄等特点,总政治部于6月10日以万万火急发出了《为解决粮食困难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指示》。要求各连队备足7天粮食,每个指战员、杂务人员,均须亲自参加收集粮食,并负责携带。还要求以竞赛方式完成和超额完成备足7天粮食的任务。炊事人员,更须以身作则,尽力搜集谷米杂粮。碾米工具须有计划分配使用。杂粮可做成饼,猪牛肉可烤成肉干,食盐应尽量补足一个月的用量。粮食使用应尽量节省、鼓励自觉减食,绝对禁止抛弃。按这一指示,部队抓紧筹措给养和防寒物资。当时准备的给养主要有:粮食和猪、牛肉干,并尽可能把粮食做成干粮或炒面携带;此外还有食盐和火柴或打火石,以及辣椒、生姜、麦酒、茶叶等刺激性御寒食物。尽管部队在出发前作了一些准备,但仍遇到极其艰险的困难。雪山气候变化莫测,战士难以适应,虽然可以采取咀嚼茶叶、吃辣椒等办法来抵御风寒,但仍有许多同志晕倒。由于高山缺氧,长途行军极其劳累,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病员增多,红军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但他们硬是凭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终于顺利地通过夹金山。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于6月下旬启程,继续北上,途中又相继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雪山高峰。由于红军有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在过雪山前对冻伤和高山病的预防作了充分准备,喝辣椒水,多穿衣服,用毡子裹身体,饱吃食物,随身带着强心药及救急水,体弱的病号骑马或坐担架,途中不许休息及睡眠等,使大家安全地越过了上述几座雪山,于7月上旬到达松潘的毛尔盖地区。

  三是炒青稞、挖野菜、吃树皮,红军胜利走出草地。毛儿盖会议结束后,红军即分左右两路相继出发北上。右路军于1935年8月18日北上向草地前进时,张国焘百般阻挠,红军受阻于毛尔盖地区,致使粮食问题十分突出。部队成连成营地出去挖野菜、采豌豆苗和打野兽。有时遇上反动武装,经过战斗,从击毙的敌人身上缴获点皮背包,回来后烧水煮烂,切成小块,分给大家做干粮,准备过草地时吃。打的野物,连扒下的皮也烘干带着。采的野菜、豌豆苗等每顿每人只能分到一勺。从8月中旬开始的第二次筹粮,比第一次要难得多。经各部队努力,只筹集到40万斤,加之边筹边消耗,到过草地时,有部分部队带不到规定的每人10斤粮,有的只带了2、3斤,除肉(皮)外主要是炒熟的青棵粉。右路军离开毛尔盖向北走40多里,进入草地。茫茫草原,无边无际,遍地沼泽,气候变化莫测。由于缺少粮食,先头部队还可以找寻野菜吃,后续部队找野菜都困难,尤其是最后几天更加困难。打野生动物,挖草根,剥树皮,甚至首长的乘马都杀掉了给战士吃了。为了保证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友安全通过草地,各级首长和一些红军战士,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他们。还有不少同志,宁肯自己吃野菜,却把粮食送给伤病员,结果自己倒下了。最后,粮食吃完了,野菜树皮采集不到,牛皮羊皮也没有了,只能饿着肚子走。在长征中最为辛苦的是炊事员,一路上不仅挑着自己的背包,还要挑厨具、粮食、木柴,少则四五十斤,多则六七十斤。宿营时也休息不了,还要为战士们烧水做饭。特别是在给养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和司务长一起走很远的地方设法筹集给养。“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这些红军留下的诗歌,真实记录了过草地的艰难困苦。风雪、饥饿、寒冷威胁着红军将士的生命,考验着红军将士的意志,但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终于在8月下旬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下,各部门密切协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依靠红军指战员艰苦奋斗,才最终战胜了各种困难,保证了长征军需任务的完成。

  长江流日月,丹心载古今。长征路上的袅袅炊烟,忠实地记录下了军需创业者的艰辛,开拓者的跋涉,奋斗者的足迹,奏响了一曲曲交织着艰辛与汗水、拼搏与收获的催人泪下的战歌。

  “安营扎寨”是军队最古老的需求,目的就是要解决官兵“住”的问题。军队每驻防一地,必定要筑营而居。红军长征时期,跋山涉水两万五千里,无根据地依托,无稳定的宿营条件,在顶无遮蔽、底无铺垫、周无围挡的艰苦条件下,渡过了“住”的难关,创造了军队后勤保障史上的奇迹。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后勤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后勤工作主要集中在饮食、医疗、被装、兵站等紧迫的保障需要上,虽然1928年红四军曾设有兵营建筑处,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造了一些连队哨所和部队营房,但是官兵住宿主要还是靠借住民房。宿营问题是与群众最直接、最长期的接触,对于维护我军形象具有重要价值。在“六项注意”中“上门板”的要求,就是针对借宿时红军战士为了防潮只能借群众家的门板再铺上稻草休息这一情况而提出的。

  随着长征的开始,红军无力维持专业的营房力量,加之部队长期处于运动战状态,并不具备自行建造营房的条件,因此红军并没有成立统一的营房保障机构。但是红军各级仍然十分重视宿营问题,通常由军团直接制定宿营的指导意见,各个基层部队因地制宜自行分散组织实施。

  两万五千里征程,穿越了雪山草地、渡过了大江大河、经历了数百场战斗,一路上几乎没有可供红军将士们安稳休息的场所。“天为盖、地为铺”是一种常态,即使进入城镇或群众聚集区,红军将士们也常常只能睡在屋檐和树荫下,条件好的也不过是把自己的油布毛毯铺在地上或罩在顶上。行军途中,“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树搭块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挤在一起宿营”,这就是红军将士对搭建临时“帐篷”的回忆。

  住宿条件最为艰苦的阶段就是爬雪山、过草地。雪山之上,风雪交加,红军将士也只能临时开凿山壁遮风,更多情况下,还是围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到了草地,沼泽遍布,往往只能在泥泞渍水里铺点东西露宿,或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或背靠背依偎着取暖睡一会。如遇风雨交加,就只能在淋浇之下煎熬。次日清早,常会看到一些战士怀抱,因冻饿而长眠不醒。

  与红军长征途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的艰苦局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动势力的规整营房、制式营具,甚至还有奢华洋楼。长征途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宿营呀,宿营?怎么宿法?能拣得三四尺可以放下东西的平面,就是好的。”为避免部队露营疲劳,也为便于寻找给养,战斗胜利后攻下的城镇,打土豪没收的房屋等都有组织有计划地用来调整休息,所以红军也偶尔住过军阀的洋楼、地主土豪的豪宅。

  老红军曾万标同志回忆了遵义会议时的住宿情况。那是1935年1月11日拂晓,中央干部团一行一千余人,分批进入遵义,进城后住在一所中学里。随后,中央领导也陆续来到遵义城内,住进了一幢砖瓦结构的二层小洋楼里。这幢小洋楼是军阀柏辉章的公馆,有20多个房间,楼房四周是一片开阔地,30米以内没有障碍,非常便于警卫。而这幢小楼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遵义会议”会址。

  敌营敌宅虽好,终归不是红军将士的久居之地。在长征中,每当部队占得敌人的营房,第一时间就会让给伤病员、妇女、儿童等更需要较好住宿条件的战友。因此真正能够“享受”“豪华住宿”的红军并不多。当然,红军从不是贪图享受的军队,能够改善条件固然是好事,条件缺乏时再大的难题都能克服,这才是红军解决住宿问题最根本的手段。

  在长征中,红军沿袭了根据地时期借住民宅的做法,但是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尽一切可能维护军民关系。1935年,红一军团专门制定了《关于进入城镇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城市部队不准驻商店,其余部队集结在城郊宿营”。部队大多数情况下借住祠堂、庙宇,有时也借住民房。沿途各族群众对红军的政策和纪律感到放心贴心,也给予红军官兵很多的支持,保证了红军每到一地都能顺利借住。

  凡是红军经过的地方,当地群众都会热情地迎接红军,主动要求红军住到自己的家中,一些祠堂、庙宇等较大的建筑更是任由红军居住。虽有沿途群众的支持,但由于徒步行军队伍拉开的距离较长,后面的队伍很难了解前方的情况,如何晚上找住处也着实成了红军头疼的难题。一位老红军回忆:“因房子不够,只有继续前进去找房子。沿着广阔的山脊,两面都是陡峭的石崖,不能下去,又不见有村庄。走了三十里,找到一个破旧的房子,又被直属部队先宿了营,连外面的草坪树下都挤满了人,有的已睡着了,有的还在开铺,或烧水洗脚。除听到无线电充电机的声音不间断地在叫着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响声,大家很疲倦,各自休息去了。又走了大概八里路,找着了几间小房子,分散了休息,已是半夜一点钟了。”

  红军凭借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为了不影响群众生活,红军在宿营中也开展了评比模范的活动,例如在群众家借宿后,能否“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厕所清洁,不随便拉屎,宿营时掘厕所”成为评判标准,红军还要求战士们进出都要宣传,在宿营地及组织大休息的地方都要写满标语,进入宿营地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用许多细节去塑造良好形象,以获得沿途群众的支持与欢迎。在离开临时驻地前,红军还会将一部分没收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的土地房屋财产分发给普通群众,用于改善群众生活。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情,让红军走到哪里、打到哪里、住到哪里、胜到哪里,并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长驱25000里,纵横14个省,渡过24条大河,翻越18座山脉,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其历时之久,行程之长,路途之险,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长征的胜利来之不易,这困难的征程是红军将士们用双脚一步步走出来的,也是在敌人围追堵截下走出来的,更是从人迹罕至的绝境中走出来的。那么他们是如何解决“行”的难题并最终走向胜利的?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为了加强对部队运输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军委着眼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形势,在1932年6月就成立了我军军交运输最早的领导机构总兵站部。总兵站部下设大站、中站、小站三级兵站机构,每级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运输力量。长征初期,红军的运输组织基本沿袭了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兵站系统,在各军团设有兵站,兵站由运输队、担架队等组成,还有部分支前的民用力量,各师、团有自己的运输队,负责行军途中的运输保障。

  长征出发时,为了将根据地的全部财产搬走,红军成立了规模浩大的挑夫运输队伍,单是随军运输人员就有万人之多。搬家式的大转移,让红军将士被沉重的包袱捆绑着手脚,在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时付出了惨重代价,在湘江战役中则彻底暴露了“大搬家”模式的恶果。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血的教训面前,12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决定撤销各军团的兵站,师、团的运输队缩小一半,一切不必要的物资器材一律销毁或抛弃,伙食担子减到最低限度。12月18日,红军进行了著名的“黎平整编”,大幅精简后勤摊子,自此红军开始轻装前进。

  红军靠双脚,靠最原始简陋的草鞋,一步一步完成了长征壮举。红军出发时每个战士都准备了两双草鞋,但因长途跋涉,路途上草鞋磨损消耗很大,很快就有战士没鞋穿,只好光着脚行军。他们走到哪儿看见草好,就拽上几把,塞到自己的裤带里,晚上一宿营就赶紧打草鞋。在翻越积满冰雪的高山时,没有草就用碎布、棕毡撕成条打草鞋或穿带钉子的土制登山鞋,有的甚至光着脚在零下几十度的温度下行走,好多战士的脚被冻裂。为了解决部队的草鞋问题,保证没有一个战士打赤脚,他们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并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的同志打草鞋。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速度就是红军的生命,就是胜利的保证。红军为了抢在敌人前面,在崎岖的山道上,用草鞋裹足,硬是做到了平均日行70多里路。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上历时368天,长驱25000里,其中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行军,途中休息44天,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军35公里,每人负重约25斤。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因为需要摆脱的追兵,28天内有26天在行军,计1620里,平均每日62.3里。尤其在飞夺泸定桥战役中,杨成武属下的红军部队在一天时间内,除了打仗、架桥外,飞速前进,赶了240里路,是红军长征中走得最快的一天。

  红军在情势极其险恶,给养严重匮乏,环境异常艰苦的情况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翻越千山万水,通过了人类难以生存的雪山和草地,攻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剑门关、腊子口等险关要隘,谱写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丽诗篇。

  架设长征第一桥。中央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天然障碍就是位于江西雩都的贡水河。军委决定集中军委工兵营、干部团工兵连和红一、三军团的工兵,在雩都县的南门、龙门山、门欧石、法桥、梓山、白口、孟山开设7个渡场,架起5座浮桥,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跨过贡水。红军战士深知肩负的重任,他们用民船作桥脚,杉杆当桥桁,上面铺上门板搭成浮桥,经过艰苦奋战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于10月16日晚,架通了5座各长500余米的浮桥。当中央红军浩浩荡荡由此通过贡水,踏上震惊世界的长征路之际,他们充满了自豪。

  扎竹排渡乌江。乌江,古时叫延河,江面虽然不宽,却自古以险著称。1935年初,担任乌江前卫任务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由于白天试渡没有成功,决定在夜间偷渡。、张云逸告诉四团长,尾随红军的军两个纵队在薛岳的指挥下,已经离这里不远了,要尽快渡江,否则,全军只能背水一战,情况会更加险恶。上午9时,红四团紧急动员,在乌江两岸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绑扎了60多个竹筏,立即进行强渡。担任先头任务的3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并摧毁了敌人的河岸工事。就这样,东自回龙西至茶山关的黔军防线,被中央红军全线突破。

  大渡铁索铺桥板。大渡河河宽水深流急,地势十分险要。1935年5月15日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团及军委工兵连为先遣队,夺取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并负责漕渡或架桥。当24日占领安顺场后,仅找到1只小船,由于地势险峻无法架桥,红一团首长决定,利用这一只小船,组织17勇士强渡,并攻占了左岸渡口。尽管军委工兵连又找到3只小船,但红军几万人马仅靠4只小船,在几天内渡过大渡河是不可能的,而且追兵已步步逼近。于是军委决定,红军一部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沿大渡河右岸北上,抢占泸定桥,打开新通路。泸定桥是大渡河上的一座铁索吊桥,有13根铁索飞悬在两岸的空中,桥下激流滚滚,咆哮奔腾。红四团决定,由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强攻,以占领对岸,保障后续部队通过。当日下午,飞夺沪定桥的战斗打响了。工兵战士动作麻利地把门板铺在铁索上,并用绳索固定,突击队员紧跟其后,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和随时掉进激流的危险,迅猛地向敌岸冲去,在突击队员和工兵的共同努力下,我后续部队安全迅速地通过了泸定桥。

  雪山草地开通路。中央红军1935年6月上旬来到四川西部的宝兴县境内。这里有一座大山,叫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为了保障大部队行动,上级首长给军委工兵连下达了两项任务:一是在雪山下搭些窝棚,供部队翻山前休憩用;二是在雪山上整修标定道路。工兵连在山下搭好窝棚后,第二天就随先遣队上山了。他们一边爬山,一边在险要地段用铁锹、十字镐为后续部队打冰墙、挖脚踏孔。雪山上空气稀薄缺氧,战士们手握铁锹、十字镐铲雪需要大口大口喘气。有的战士实在疲劳得支持不住,一坐下休息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战友的牺牲,更增强了开路战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家更认真地排除险情,修整道路,直到翻过大雪山,为大军开辟了胜利通道。

  在战略转移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经历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先后经过了赣、闽、粤、湘等14个省,穿越了苗、瑶、壮、侗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长驱数万里。为了避开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红军在长征中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法,行走的路线也多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无人区,甚至是绝境,凭借非凡的胆略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死神眼皮底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935年8月2日,红四团向茫茫草地走去。在他们身后,一个个写着“由此前进”的箭头形路标向前延伸着。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纵横600里,面积约有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略倾斜,为典型的平坦高原。草地上曲流横生,暗河密布,水流滞缓。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的牛轭湖星罗棋布,形成了大片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脚下的沼泽静静地等待着,时刻准备着吞噬每一个生命。这里的牺牲者几乎都是那样的无声无息,没有中弹时血染的辉煌。

  李维汉的回忆十分悲壮:“过草地走了七天七夜我是在中央纵队的后面做后卫工作。行军路上战士牺牲很多,牺牲的就扒些泥盖起来,做个坟堆作纪念。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紧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我看见前面有一位战士,身子左右摇晃倒在水里,我赶快过去扶他,可是已经死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为了革命事业就是这样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的!”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前行,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走出了死亡。但却有无数人永远留在了那片神秘的水草地上。当疲惫不堪的红军走出草地,看见远处藏民用牛粪饼垒成的两座黑糊糊的房子时,好像见到了天堂。9月17日早晨,红四团夺取了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天险腊子口,破除长征途中最后一道险关,打开了继续北上的通道。红一军团政委高度评价说:“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走活了。”至此,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上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南方各主力红军先后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长征中,红军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翻雪山、过草地,取得了最后胜利。红军中的医护人员以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团结互助、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极端简陋、艰苦的环境下,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保证红军指战员的身体健康。

  长征开始前,为了建立战略转移体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各直属机关,分编成两个野战纵队。第1野战纵队2梯队,代号称“瑞金”司令部,贺诚任司令员,直接领导总卫生部机关、医院、卫生教导队(卫生学校)、药材厂、担架运输队等卫生医疗机构。总卫生部下设政治部、医政局、保健局、药材局和总务处,部、局、处下设科,但总人数较少,加上警卫排还不足100人。总卫生部医院下辖3个干休所,担负纵队机关和中革军委领导干部的收治任务。

  长征期间,1、3、5、8、9军团的各级卫生组织都很健全。军团设卫生部及军团医院,各军团医院下辖2至3个所,负责收治携带各军团能随军行动的干部和战士伤病员。师有卫生部,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根据情况组建临时救护所,这些卫生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部队的战场抢救、医疗救护与防疫工作。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军团所辖医院即缩编为师医院。1934年底,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黎平后进行整编,又缩编了军团医院,总卫生部的局处缩编为科,所属医院也大为缩小,卫生教导队解散,多数卫生干部离开医院直接充实一线部队。遵义会议后,在土城再次缩编,总卫生部的3个直属干休所改编为两个干休连,1连负责收治党中央、中革军委一些领导干部和妇女同志,2连收治一般休养干部。前后方医院整编中精简下来的卫生人员,都充实到团和连,团卫生队力量得到加强,连卫生员的减员也得到补充,使医疗工作更适于战时野外环境,在长征过程中,对伤病员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病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红4方面军在离开川陕根据地前,主要的卫生医疗机构是红军医院和工农药铺,医院兼有卫生行政领导和收容治疗两种职能。长征开始后,红军医院随军行动。红军医院包括总医院和几个分医院,总医院分政治部、总务处、医务部,医务部下设西医部、中医部和卫生学校等。在红2方面军中,红2、6军团于1934年10月会师后,成立了总指挥部卫生部,下辖红2军团卫生部、红6军团卫生部,形成了以后方医院野战医院(师)绷带所(团)火线抢救小组(连)为主的卫生医疗系统。

  1935年6月,红1、4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不久,党中央决定部队分为左右两路。总卫生部被编入左路军,即与红4方面军总医院合并,并兼红4方面军卫生部,充实了红4方面军的卫生医疗系统的业务力量。在行军中,红4方面军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对卫生医疗机构作出调整,减少分院数目,从各医院中抽调骨干充实前方部队,保证了一线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总卫生部与红4方面军卫生部分离,并将红4方面军医院调整合并,抽出1个建制医院给红2方面军,作为红2方面军总医院,其余医院合并编成1个野战医院。整编完毕后,红2、4方面军分头北上,当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一带与红1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中的医疗救护工作,是在长途跋涉、艰苦行军,前有堵敌、后有追兵,连续作战、没有后方,以及医疗器材和物资极端匮乏条件下进行的。各级医护人员想法设法克服困难,尽量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完成了战场救护和伤病员的治疗任务,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画面。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后,比较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虽然没有大的战斗,但也有不少伤病员。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中革军委命令留在赣南军区的医院负责接收后送的伤病员。10月25日后送道路被敌人切断后,采取了分类救治:一是由军团医院收容一些重伤员干部,并负责转移途中的治疗;二是能走的轻伤病员随军行动;三是短期不能治疗的重伤病员战士,由各军团送至粤赣边油山游击区,由当地党政机关安置,发给每人8元大洋安置费。后来,在粤湘边山区行军时,又同围追堵截的敌人交战,增加不少伤病员,为方便行军,只能将重伤病员寄留在沿途比较可靠的群众家中,发给安置费和留下必要的药品;轻伤病员则边行军边治疗。

  在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封锁线时,各军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五昼夜,付出巨大代价才完成渡江任务。卫生人员大量减员,但为了尽量多地救治伤病员,各级卫生部门超额收容,医护人员夜以继日突击治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担架抬着行军的伤病员,每到宿营地,不论白天黑夜,卫生人员都要先为他们安排食宿,抓紧治疗,很少有躺下休息的时间,大多数人半个多月背包从未离开过肩,实在困乏也只是坐着打个盹。1935年1月7日攻克遵义后休整了10余天,各级医院利用短期休息时间又进行了全力突击治疗;将行军途中来不及做手术的,都做了手术,使80%以上的伤病员治愈归队。1935年2月再克遵义后,为抢救娄山关和遵义战斗中的重伤员,总卫生部指示医院抓紧战斗间隙,展开手术工作,挽救了很多指战员的生命。

  转战黔滇康川时,为了在行军中及时治疗伤病员,医院医护人员分成消毒、换药、护理3个小组,每次出发前就做好一切治疗处置;并派出打前站的人,先到预定大休息地点或宿营地,烧好开水,做好稀饭,使伤病员一到就能喝上水、吃上饭;到达宿营地后,第一件事就是找门板、搭铺,给伤病员安排住处,随后换药、洗脸、洗脚、开饭,医护人员在忙完一切后才料理自己的食宿。天天如此,任劳任怨,忘我工作。1935年11月,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方面军发动百丈战役,与川军苦战18昼夜,伤亡万余人。当时总卫生部所属医院均在远离部队的夹金山以西一带,给伤病员的后送和收治带来极大困难,但经过医护人员和担架团的艰苦努力,以及各医院的全力治疗,大部分伤员治愈归队,恢复了部队战斗力。长征中,医护人员全力细心的救治,拯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保证了红军的战斗力,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药品器材是医护人员进行医疗救护必需的物质保证。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前,总卫生部虽然给各级卫生机关发放了两三个月的药材,但长征时间很长,携带的药材远远不够。药材的补充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靠每到达一个城镇后就地征购,二是沿途没收帝国主义分子和土豪劣绅经营的医疗器材,三是从敌人手中缴获。但从这三个方面得到的药材毕竟有限,为克服严重短缺问题,医护人员千方百计想办法,依靠就地取材自制来解决。仅有的一些纱布、药棉、绷带等都是用过洗净后煮沸消毒再用。用食盐水洗涤伤口,用红汞碘磺纱布换药。缺少纱布和药棉,就用土棉布加碱放在锅里反复煮软,加漂白粉漂洗干净,再用食盐水消毒,以代替纱布;把一般棉花弹散,撕成块状,用冷水浸成薄片之后用碱水煮,脱去油脂,再用漂白粉漂洗干净,加工成“药棉”。如果没有棉布和棉花,医护人员就撕自己的被子、被絮,经过消毒制成敷料。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牛油等动物油脂配制软膏。没有夹板固定伤员的骨折,就临时砍取树木、竹片代替。

  由于战斗频繁,伤病员多,仅有的一些强心、止血、镇静等西药,只能用于危重病人,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但中草药却比较容易获得,沿途到处都可收集采摘麻黄、柴胡、大黄和黄连,这些药材稍加泡制即可使用,对治疗感冒、肠胃病等起了很大作用。川康地区盛产名贵药材,像虫草、贝母、白术、川芎、红花等产量都很丰富。红军在这一地区活动时,医护人员在自己动手采集同时,发动部队收集,也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获得了大量中草药。中医医生为伤病员治疗时,除了将中草药熬汤服用外,还烘烤舂成药粉,制成药丸服用。当时四川、云南、贵州是全国种植罂粟较多的省份,罂粟可提炼成吗啡,吗啡是镇痛良药,医护人员就用这个方法给伤员止痛,解决了镇痛剂缺乏的难题。

  预防疾病的发生蔓延,是长征时期红军医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红军长征初期,部队各级卫生机关都携带了大批伤病员,加上连续行军作战,无力顾及督导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部队吃不好,睡不好,体质迅速下降,因病造成的减员较多。遵义会议时,总卫生部组织各级卫生机关负责人召开会议,检查了长征以来的卫生防病工作,并评选了卫生模范单位,部队卫生防病工作得到了普遍重视。

  长征开始前,红军部队就比较重视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长征开始后,面对流动的战争环境,沿途卫生条件极差等情况,部队加强了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红军政治部及卫生医疗部门对部队宿营、饮水饮食等卫生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

  中央红军突破湘桂黔数十万敌人包围后,在向云南进军时正是初夏季节,天气炎热,部队进入高原地带,都是白天行军,为了预防中暑、疟疾和肠道传染病,要求部队在出发前喝足水、带足水,沿途不喝生水、不吃腐烂瓜果等不洁食物;行军速度放慢,15里一小休息,30里一大休息,60里即宿营,缓解了指战员转战突围中的疲劳。到达宿营地前,由各团卫生队派出卫生侦察人员先行到宿营地点选好饮用水源,避开有传染病人的房舍和村庄,竖立木牌加以标明;如部队宿营后发现有传染病人,也要坚决离开另觅宿营地。部队到达后,卫生人员即深入班、排、连检查发病情况,送医送药上门,督促战士用热水洗脚,治疗脚伤、脚泡。指导各伙食单位在远离水源和厨房处挖厕所,使用后用土掩埋或撒土灰,以防蝇防臭。宿营地的室内、院内和进出道路,都要打扫干净,把低洼处垫平。医护人员还用各种民间土法进行日常卫生防病工作,为预防治疗痢疾和疟疾,红军提倡吃大蒜。

  翻越雪山和通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行程。与日常行军相比,部队所处的环境更恶劣,遇到的困难更复杂,卫生防病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红1方面军从四川宝兴硗碛起,到松潘、毛儿盖止,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打鼓山等五座大雪山,行程2000多华里,历时31天。这些雪山山高寒冷,积雪终年不化,没有道路,空气稀薄。虽然是六七月份的盛夏季节,但在雪线以上行军,温度低,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稍微停留就会冻僵,体弱的人极易晕倒毙命。翻越雪山时,部队还穿着长征出发时的夏装,为了御寒,重伤病员都用被单或毯子裹着身体坐担架或骑马,由医护人员带着强心药和急救药等伴护前进。行进中,部队选半山腰的避风处设休息站收容掉队者,同时供医护人员做急救处置。由于积雪反射出来的强烈光线容易刺伤眼睛,很多人患了雪盲症,医护人员用牛羊肝进行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翻过夹金山后,卫生部门及时总结经验,制定出预防冻伤和晕倒的措施和一些注意事项,由各级司令机关以命令形式下发部队严格执行。内容包括:必须在翻山的前一天到达登山出发地,保证部队夜间休息好,天不亮就出发,力争在中午以前翻过山顶(下午气候多变,常有狂风大雪);出发前要吃热熟食,吃饱吃好,带足开水和干粮,过雪山不喝冷水,多穿衣服,每人都要准备些驱寒生热的烧酒、生姜、胡椒、辣椒和红糖等食品;在雪山上不休息,并组织专人严格监督、动员与帮助落伍人员跟上大部队。经过充分的宣传和准备,减少了人员损失,较为顺利地翻过了其余的雪山。

  进入草地后,沼泽遍地,野草丛生,没有道路,几百里见不到人烟,忽雨忽雪,早晚温差很大,时有狂风冰雪袭来,部队通过这一地区时危险重重。因携带粮食不够,生活异常艰苦,经常以野菜为食,用脸盆当锅,以搪瓷缸代壶,煮沸了充饥,不少同志因营养不良、体力支撑不住而倒下。医护人员不顾疲劳,每次露营都先为伤病员选择一处比较干燥的地方,支架起简易布篷,用以遮风挡雨,进行各种治疗布置,然后拣些干柴、牛粪等生起半明半灭的篝火,为伤病员驱寒、烧开水、弄饭。尽管没有吃的,哪怕只有一把野菜,也要煮熟让伤病员吃上热食。红4方面军部分同志因误食有毒的蘑菇、大黄叶而上吐下泄,经过医生急救,方告无恙。为避免误食毒草,红4方面军还组织了一个以朱德为主席的20多人的野菜委员会,朱德总司令和董振堂军长冒着中毒危险亲尝野草,发现了可食用的苦菜、灰菜和荠菜等野菜。总卫生部还在《健康报》上出版了一期专栏,介绍可食用野生植物的种类及如何识别的常识。

  回顾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广大医护工作者为保证部队战斗力,在人手少、药材缺、伤病员多、环境简陋等极其困苦的条件下,随军转战,英勇抢救伤员,千方百计为官兵防病治病,不怕困难,日夜操劳,战胜千难万苦,胜利地完成了医疗救护任务。红军医护工作者在长征途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不怕牺牲、无私奉献、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都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军队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大力提倡、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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